如何看我们市场的秩序，前段时间我听了发改委主任的报告，提到中国市场制度的排名在世界排到120多位，这说明假药啊之类的行为还是很严重的。

我就去捂痛的地方，就摸到刀了。城管祖明辉的证词也承认，夏俊峰的煤气罐被我们夺下来，放在货车上。

他们，是我的同胞，与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不完善的世界之中。我能真切感受到他们家属失去亲人的哀痛。大腿根部有很大一块淤青。迄今未有一部全国性的《城市管理法》或者行政法规，城管执法从来于法无据。一审提交的证据表明，从出事到送医院抢救用了19分钟，但从出事地点打车到463医院只需要5分钟，其中还等了一个红灯。

1、被害人有重大过错，不应该判死刑。2、夏俊峰有自首情节并如实坦白全部事实。在他看来，中国虽然早就存在官僚机构，但受到父权家长制的影响，始终停留在实质性的、非理性的阶段，未能发展出一套形式合理化的法律和审判制度，也就无所谓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础可言。

中国是不是面临着法治的倒退甚至是大倒退，对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非常难说。所以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人的解放、人道主义、人权，以社会的自治为理想目标。当然，也有些特例显现出自下而上的重要性。在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框架里，形式合理化的行政程序就是法治国家运作的基本形态。

问题是现在谁也不愿承担决断的责任，毕竟改革是伴随着风险的。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属于一种分节社会，呈现马克思所说的村落秩序与国家秩序的二元格局，各个村落之间则自成体系，像老子描述的那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那为什么会出现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却做着国家主义的事情的状况呢?因为斯大林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因为某种教条化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去官僚化正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人们就会考虑，我这些权利究竟有多少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清楚的。

其实，许多的社会问题是应该靠自治机制来解决的，也就是说要把原来由国家承担的职责的相当一部分让社会自身来承担，实现社会的自立和自治。我国市场化是从承认交易自由、营业自由开始的，主要就是承认和不断扩大契约自由的空间。因为我们知道在前30年并没有太多的个人权利可言，一切都是在国家的控制、监督和管理之下。虽然过去我们曾经批判西方提倡的公平正义理念是抽象的、不现实的，但现在我国法学的很多观点，包括对法律的本质，法律的目的等的认识，也都开始抛弃阶级斗争的因素，逐步走向公平正义的理念。

所以我说，社会职能很重要。《物权法》的出台使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机制能运作起来，能促进比较长期的、技术创新型的投资。

李庄案件也反映出了对于律师从业的很多限制。而且政府在1999年之后也采取了一系列实施举措，比如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强调法治政府等等。

从这一点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国家没有将责任推给社会，这对保障老百姓的权利是有利的。除了英国问题之外，其实还存在一个中国问题。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比如过去强调阶级斗争，这就是纠纷模型，现在则强调共识。在这样的状况下，靠什么来一锤定音，靠什么来维护秩序的统一性?回答只能是至高无上、天威难测的皇权。其次，在现在看来，民营经济似乎也是呈现倒退的趋势，因为许多地方民营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明显的挫折。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过程本身实际上就是社会与国家逐渐分离的过程，社会在不断发展和成熟。我们在谈市场化的时候，往往会突出中国社会的身份性和计划性。

对于法治的理解，究竟是站在国家层面还是站在社会层面，其内容、其结论势必有所区别。所以，这两方面都必须纳入考虑范围，但存在一个何者为主的问题。

社会契约论展示了一种关于国家与法律理论的共识模式。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国家垄断、国营企业垄断，也就谈不上市民社会了。

季卫东：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趋势：这就是意识形态从纠纷模型转向共识模型。在东欧国家，人们就普遍感受到生活的匮乏和权利的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人必然就会产生相应的要求，希望法治是完善的，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当前我们这两个问题仍然存在，比如给老百姓在经营上的自由，还有出版、言论、结社等自由。这两位当代中国的良心代言人找到了一个共识，即当前中国市场经济需要法治秩序，而中国的法治秩序需要限制公权、保障私权。我是很赞赏这样的态度的。

其实我国古代的法家也是支持这一法律工具论。只有在法院，任何个人的声音都会被认真倾听，甚至可以通过判决反映到制度的框架里去。

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重点。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些民间组织的活跃、第三领域或者社会公共空间的扩张，本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

二是法家学说采取了极端实证主义的法律观，只谈赏罚，不谈更高尚的价值追求，不注重制度的反思理性。中国思想界的交锋：市场经济的好坏与法制的好坏之辨司 会：刚才两位教授归纳了在文革结束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的一些状况，尤其是其中关于人治和法治的讨论的原因所在。

他认为在英美国家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官僚体系，因此可以作为例外，不打碎既有的国家机器。说它难，并不等于不可能建立，只是确实难得多。我记得讨论《香港基本法》之时，宁波组的一名代表在阅读后立马提出问题：香港人拥有的权利我们是没有的，这就会产生受限制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领导的层面是这样理解的，而且实际上也是这么理解的，比如稳定压倒一切的提法就能证明。

但随着现代化的进展，权利意识增强了，通过诉讼方式维护权利的倾向更明显了，这就是转向纠纷模式。这就是侵权责任法有可能形成的机制。

或者可以说，民主就是法治的载体，在专制社会是谈不上法治概念了，也可以说民主就是法治的灵魂所在。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现实，我们会发现当前中国社会的自治功能太弱。

这样的实施方式，有一种国家自我限权的感觉。但是，在实质上和形式上，法律体系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影响到官僚国家的效率和正当性，也影响到产业市场经济的发展。